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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永贤丨王渔洋的诗歌选本观

作者:admin发布时间:2020-06-23分类:音乐教室浏览:21评论:0


导读:原标题:李永贤丨王渔洋的诗歌选本观王士禛是康熙诗坛的盟主,一生创作近五千首诗词和数十种著述。他同时还是一位诗歌选家,一生...
原标题:李永贤丨王渔洋的诗歌选本观

李永贤丨王渔洋的诗歌选本观

王士禛是康熙诗坛的盟主,一生创作近五千首诗词和数十种著述。他同时还是一位诗歌选家,一生选诗不辍。这些编纂于人生不同阶段的选本,是其表达诗学思想、开展诗学批评和规引诗坛发展的重要手段。如果对这些选本进行整体审视,则可见其诗学发展变化的轨迹和诗学思想的主要特征。对于渔洋诗学,人们常以神韵许之。渔洋本人则将其一生诗学演变之迹概括为三个阶段,“少年初筮仕时,惟务博综该洽,以求兼长……入吾室者,皆操唐音”,“中岁越三唐而事两宋”,“既而清利流为空疏……于是以大音希声,药淫哇锢习,《唐贤三昧》之选,所谓乃造平淡时也。然而境亦从兹老矣”(俞兆晟《渔洋诗话序》)。渔洋在此只是就其诗学大端简括言之,而遮蔽了许多细节。实则,渔洋诗学既非神韵所能涵盖,亦非主唐主宋所能统括。 他的思想,超越了狭隘的门户之见,博综兼长,兼收并蓄。具体而言,以宗唐为基调,以神韵为理想,宗唐而不囿于唐,倡神韵而不以之立门户;唐诗之中,提倡盛唐而不废中晚,唐诗之外,推尊汉魏复留意宋元; 归根结底,要在辨别诗歌体式,确认源流正变,力求给予诗史发展中不同诗体和诗人应有之价值定位。这一思想也贯穿于其选诗活动中,这里予以探讨。

王渔洋的选诗标准主要以学唐为基调、以神韵为理想。渔洋受家学熏陶,幼年即喜唐诗,八岁时,其兄西樵即授以王、裴诗法,任职扬州时曾专选唐人律诗为《唐诗神韵集》,以为儿辈学诗蓝本。又选明人徐祯卿、高叔嗣之作为《二家诗选》。徐、高虽为明人,却专学唐代韦、柳诗风,渔洋此选意在彰显韦、柳古澹诗风在明代之传承,为日后倡导神韵做铺垫。康熙二十六、二十七年间相继编成《十种唐诗选》(以下简称《十选》)和《唐贤三昧集》,前者意在呈现唐人眼中之唐诗面貌,后者重在揭示盛唐诗歌之真精神。去世前三年,又编成《万首唐人绝句选》,为一生学唐画上圆满句号。 质言之,渔洋早年学唐是其家学和个人兴趣、时代风尚影响下的感性选择;中年宗唐则是身历目见、见微知著基础上诗学成熟的理性自觉;晚年主唐则是对其一生诗学的反思、调整和总结。这些贯穿其一生的选本,呈现出一条清晰的以唐诗为中心的诗学轨迹。神韵说是渔洋诗学最重要的内容。至《唐贤三昧集》出,标志着以盛唐王孟诗风为审美特征、以司空图与严羽等诗论为理论基础的神韵诗的成熟。此选以纠格调派及宋诗风弊端相号召,“要在剔出盛唐真面目与世人看”;“以大音希声,药淫哇锢习”, 成为渔洋对后世影响最大的选本,也奠定了渔洋作为神韵诗风开创者和诗坛盟主的地位。

李永贤丨王渔洋的诗歌选本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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△《唐贤三昧集》书影 资料图片

渔洋虽以倡神韵而显名后世,但神韵并非其诗学全部内容,其选诗时还推重非“神韵”的唐诗。《唐贤三昧集序》曰:“康熙戊辰春杪,归自京师,居宸翰堂,日取开元天宝诸公篇什读之……录其尤隽永超诣者,自王右丞而下四十二人,为《唐贤三昧集》,厘为三卷。合《文粹》《英灵》《间气》诸选诗,通为《唐诗十选》云。”因这两部选本同时完成,盛符升《唐贤三昧集后序》遂认为它们都以神韵为归。其实,《十选》是在十种唐诗选本基础上的删选,选择的范围受到限定,这些选本各自在选诗的标准、旨趣、对象、目的上差异很大,渔洋很难以神韵的标准将其统一在一起。《十选》虽对原选进行了删汰,但大体保留了其原有特征。 总体看,《十选》所选诗歌涵盖四唐,各体兼有,风格各异。与《唐贤三昧集》之甄选严苛不同,《十选》要兼顾各选原有的特点,选诗的艺术标准较为宽泛,就中即便有符合神韵特征的诗也非主体。其真实意图是感于“后世选唐人诗,较唐人自选,终隔一尘”,欲借唐人手眼,得唐诗之真相。其着眼于唐诗之整体面貌,故不限于时代和家数。而《唐贤三昧集》以标举神韵为号召,意在补救敷附盛唐空泛之弊,以揭示盛唐诗之真精神。可见,《唐贤三昧集》体现了渔洋对盛唐精神的理解,代表了他的诗学理想;《十选》则是渔洋借唐人手眼将真正的唐诗展示给世人,为学唐诗者提供学诗门径,二者在目的和标准上都不相同,体现了渔洋诗学价值体系的两个维度。可见,渔洋在对待唐诗的态度上并不固守神韵窠臼。

由其诗歌选本又可见博综该洽、兼容并包的诗学观。虽然主唐是渔洋诗学的基调,四唐之中,他又较为倾向盛唐,但又非限选四唐、非唐不选。《燃灯记闻》记渔洋语曰:“初、盛有初、盛之真精神真面目,中、晚有中、晚之真精神真面目。学者从其性之所近,伐毛洗髓,务得其神,而不袭其貌,则无论初、盛、中、晚皆可名家。”可见,在师法对象的选择上,他还主张不拘时代,各随其性分所近。编于晚年的《万首唐人绝句选》,是渔洋对自己一生诗学的反思和调整。该选在洪迈《万首唐人绝句》基础上删选而成。 从渔洋具体的选诗看,四唐兼顾,突出中、晚唐的比重,这既符合唐代绝句发展的实际,也是对一般学唐者偏爱盛唐、鄙弃中晚的纠偏。另外,所录范围较广,从李白、杜甫这些经常在渔洋其他选本中被排除的大家,到雍陶、赵嘏等不为一般选家所重的小家都有入选。作为一生最后一部选本,渔洋为此付出较多心血,所选皆为唐绝精华,“故较他选为精审”(《四库提要》)。渔洋早年尝“聚汉魏、四唐、宋元诸集,无不窥其堂奥”,培养了宽宏的胸襟和视野,他主唐又不囿于唐,这可以《古诗选》为例加以说明。《古诗选》编于康熙二十二年,包括五言十七卷,七言十五卷。所选五古起于汉迄于唐,汉诗全取,魏晋以下递严,不废齐、梁、陈、隋,而唐代只取五人。因此,五古所录诗人以唐前为主。七言古诗录唐之前二卷,唐四卷,宋六卷,金元三卷。唐代录杜甫、韩愈各一卷,初、盛唐其他诗人各一卷,选录最多的是宋元,共九卷。 可见,渔洋《古诗选》突破了宗唐的藩篱,强调了汉魏六朝五古和宋元七古的地位。在对古诗的处理上,渔洋不拘于成见,表现出客观理性的态度。

李永贤丨王渔洋的诗歌选本观

△《渔洋诗话》书影 资料图片

渔洋选诗强调辨体,注重梳理各体诗歌源流正变之迹,具有强烈的诗史意识。比如《五言古诗选》对五古的甄选,即基于对五古源流发展客观认识之上。五古形成于汉魏,至六朝渐趋繁盛,去古渐远,新变愈多,但尚未偏离传统;唐代五古与汉魏多不相类,“自为畛域,成其为唐人之诗而已”。在对五古的选择上,汉魏全录,六朝稍严,唐代则只选五人,近于苛刻。揆诸诗史,这样的处理有其合理性,体现了对汉魏五古传统的尊重。唐代选陈子昂、张九龄、李白、韦应物、柳宗元等五人,因其“尚不失为古诗之余派”,而像初唐四杰、杜甫等偏离汉魏传统的五古皆不选,这大概是受了李攀龙“唐无五言古诗而有其古诗”观念的影响。渔洋虽不否定唐人五古的价值,但该选意在突出汉魏五古的正统地位,故唐人五古多不入选也就可以理解。其《七言古诗选》“大旨以杜为宗,唐宋以来善学杜者则取之”。唐人学杜者少,唐人七古虽多,此选在杜甫、韩愈之外所录初盛唐七古很少,初唐四杰与中晚唐七古悉不录;宋人七古以杜为宗,故宋人七古入选远多于唐人,尤其是学杜最出色的苏、黄入选最多,因此该选突出了宋人七古的地位,这与七古发展的客观实际正相符合。又如在《万首唐人绝句选》中,渔洋选诗也能紧扣唐代五、七绝发展的现实,从各体入选数量上说,五绝少于七绝;从时代来说,五绝以初、盛唐为主,七绝以中、晚唐为主。此外,渔洋虽然提倡神韵,但认为并非所有诗体和题材都适合表现神韵。“小诗欲作王、韦,长篇欲作老杜。”“感兴宜阮、陈,山水闲适宜王、韦,乱离行役、铺张叙述宜老杜,未可限于一格。”(《带经堂诗话》) 因而,在渔洋所认定的神韵诗中,多以五言律、绝和山水闲适题材为主。

(作者系河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)

内容:《光明日报》2020年06月22日13版

主编:钟振振(南昌大学教授)

标签:李永贤诗歌神韵诗学唐贤唐诗三昧选本盛唐唐人渔洋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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